确保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落下任何一个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

2018年4月,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在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上发言,此次辩论的主题是“通过赋权、性别平等和诉诸法律来防止冲突中性暴力”。©联合国图片/Eskinder Debebe

被强奸妇女面临巨大的困境:她们由于污名化而被赶出家庭和社区,被迫在一个持续不安全环境中努力生存并照顾子女。因此,妇女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并被迫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她们的家庭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

大会于2015年9月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扭转暴力、剥削和贫困恶性循环的历史性努力。该议程的核心是承诺尊重人权、消除歧视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与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不同,该议程单独载有一项关于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5),也有与其他目标相关的性别平等具体目标。将性别平等目标特别是目标5.2纳入其中,为实现“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一目标表明,全球已经意识到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关键,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2030年议程开始实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解决基于性别的歧视问题,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这种歧视都是性暴力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无形的驱动因素。正因为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之害,妇女和女童在发展方面落后最远,几代人长期陷于贫困和脆弱状态。如果我们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那么,在经济上增强妇女权能以及促进建立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就至关重要。

作为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我到过全球许多饱受战争摧残的角落,在那里,我遇到无数勇敢而坚韧的妇女。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农业社会中,妇女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支柱。战争爆发时,枪口之下的强奸威胁会成为普遍的恐怖行为,妇女们前往农田、集市和供水点都面临危险,女童们上学途中也可能遭遇危险。例如,在苏丹达尔富尔记录在案的性侵犯行为中,有一半以上的案件发生在进行基本生计活动的过程中,例如妇女被迫前往偏远地区收集燃料和木柴的时候。此外,战争带来的护理重担也过多地落在妇女的肩上,包括照顾伤员、病患、心理创伤者和孤儿。

统计数据显示,在经济和医疗卫生方面,战争给妇女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一倍以上,拥有土地法定所有权的妇女人数几乎减少一半,小学女童净入学率大幅下降,早婚情况激增,因为家庭无法为他们的女儿提供生活所需或安全保障。冲突还导致原本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投向军事开支,从而阻碍所有人类发展指标的进展。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伊黎伊斯兰国恐怖统治伊拉克和叙利亚期间,妇女沦为可占有、贩运和买卖的商品,成为与冲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政治经济的一部分,对此,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武装分子、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集团从贩运妇女中直接获利,妇女贩运的受害者通常要么被直接绑架、要么是被高薪工作机会的虚假承诺所欺骗。她们原想寻找安全和机遇,却遭遇性奴役和强迫卖淫的噩梦。因此,冲突还会加剧在获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方面已存在的性别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妇女被贬低为一种可消费的“货币”,武装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团体借此巩固其权力。从长远来看,自力更生、经济赋权和政治发言权显然是防止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最有效方式,但在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绝望的家庭会迫于无奈采取有害、消极的应对机制,包括剥夺妇女和女童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强迫早婚和商业性剥削。

男性与女性都会遭受贫困与战争的痛苦,但因为存在结构性偏见,女性所能掌握的资源远远少于男性,包括更不容易获得食物、医疗卫生服务和有偿工作,更难利用到信息与技术,以及更难进入拥有决定权的高层权力中心。贫困和战争都不是性别中立的,所以,我们对此做出的回应也不能无视性别差别。长期饥饿人群中有60%是妇女和女童;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在世界成年文盲中,女性占近三分之二,这些都是性别歧视造成的后果。面对贫困和社会动荡,女童被迫接受童婚,她们被家庭视为负担,被迫放弃食物、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机会,这些是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的产物。妇女和女童还会在分娩产中死亡,99%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女性以自己的名义拥有银行账户或其他资产的可能性最低。因此,在战争时期,面对医疗卫生系统和执法机构的崩溃,妇女和女童首当其冲,且受害最深。

在女性缺失的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或许就是时间。女性肩负着做饭、清洁、照顾等无酬劳动的重担,因此难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男性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从事高薪工作、教育、以及政治和公民参与活动。在发展中国家,男性有四分之三的工作时间用于创收活动,而女性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于创收。

因此,我们要致力于消除所有障碍,让女性得以充分、正式地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让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进入金融、司法和安全机构并获得平等待遇。如果女性拥有了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她们就能在家里获得更强的谈判实力,在决策中能够发出声音,她们抵御经济和安全冲击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从而她们面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脆弱性也会降低。

反之,广泛存在的系统性性暴力会给幸存者造成持续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边缘化受害者并将其排除在劳动力之外,因而阻碍冲突后的恢复。在遭遇性暴力之后,幸存者还要忍受互相交织的多重污名化。对受害者的污名化和指责,让强奸这一战争武器具有独特的破坏力,可能破坏社会结构,将受害者变成社会弃儿。生活在这种暴力环境中的儿童可能容易被招募、激进化,更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的对象,在高度分化、受冲突影响深重的社会中,他们还要面对社会认同及社会归属感的问题。

过去,性别暴力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缺失环节”。如今,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解决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促进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了全面的蓝图。国际社会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对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而言,他们的生活和生计已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我们要努力确保他们不再被落下。他们有权获得正义、赔偿和补救,包括索还在战争期间被强制挪用的任何土地或财产。在所有领域对性别平等进行立法,不仅仅是正确的做法,也是实现聪明经济学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用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的不朽名言来说,“克服贫穷不是施舍的姿态,而是一种正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