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毁灭,只是遭受挫折

卢旺达的难民和作者(最右边)。综合区域信息网图片/Shawn Phillips

1933年逃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写道,他是“一个忠诚的德国人,深爱着德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所以,流亡国外时感到极度的不安。

我先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梦里,你说哪种语言?如果你会说多种语言,在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下,哪一种才是你的大脑默认语言?做梦时,我们在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而在这个理想的环境中,你所说的语言与你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在肯尼亚生活多年之后发现,尽管我和当地人说斯瓦希里语,而且也在学英语,但在睡梦中,我说的却是我的母语卢旺达语。我还记得,每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闯祸时,妈妈都会像收音机换台一样,自动切换语言,用母语斥责我们。语言习得研究表明,人们用母语思考时,他们的思维最缜密,思考最深入。当人们回归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时,身份认同感会增强,并提高思考的层次。我相信,这也会强化生活的目标。

如今,全世界有6530万流离失所者。他们身处的环境可能都不是自己愿意选择的,尤其是如果他们来到语言不同的国度,他们背井离乡的感觉会更强烈。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搁置母语,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在字典里查“不安”这个词时,你会看到很多同义词,例如“惊恐”、“担心”、“压力”、“害怕”和“恐惧”。谷歌将“不安”定义为“担心或害怕不好的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世界上的流离失所者必然对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感到不安。

当托马斯•曼意识到回不了家时,他知道他必须面对变化。他知道自己必须适应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语言。抛弃他所熟悉的一切让他感到恐惧。他很难想象自己会怎么样远离自己的文化、背弃自己的语言。

难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的。这个被遗忘的群体必须忍受的变化程度令人震惊。坚强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他们不能适应现有的处境,因为这趟旅程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他们对文化冲击没有心理准备。有些人甚至不懂得打招呼或者问路的基本用语,因此会感觉好像被扔进了泥潭里面,很孤独,满身伤痕,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他们想逃避都不行,因为现实太过残酷。

一旦背井离乡,远离了熟悉的一切,变得一无所有,难民们就很难再找到与祖国的联系。语言和文化是他们的寄托,他们会思念远方的亲人和祖先。当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难民们只能做到内心忠于自我。物质损失还不够吗?他们还要丧失自我和自己的身份吗?没人应当这样。文化传承是每个社区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一旦我们学会欣赏身边丰富多样的不同文化时,我们就能够欣赏和理解这些人,我们将变得更有人性,更能够认识到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政治是短暂的;方程却是永恒的。”为了人类自身,我们应该呵护政治受害者的精神。他们可能是潜在的世界领袖,他们可能写出永恒的方程式,人们将为此记住他们,他们的无国籍状态不应成为他们的身份标识。我今天可能是一个难民,但总有一天,如果人们大声叫出我的名字,那是因为我带来了改变,或是因为我不断奋斗而取得进步。我的文化没有毁掉我,而是成就了我。

 

注释

1 托马斯•曼,“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信”,1933-05-15,《1889–1936年托马斯•曼书信集》,艾丽卡•曼编辑。(法兰克福:S•菲舍尔出版社,1961),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