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空间:实现可持续城市健康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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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是21世纪的两大挑战,都对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1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以及精神和神经学疾病,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口总数的68%,2与此同时,预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将每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亡。3非传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包括暴露于空气污染中和缺乏身体活动。88%的城市人口不同程度地受到超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南规定水平的室外空气污染的影响。42012年,空气污染导致全球370万人死亡。此外,城市化还导致了职业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降低了身体活动水平,提高了汽车使用频率。世卫组织认为,缺乏身体活动导致每年320万人死亡,交通道路伤害导致每年130万人死亡。5

这些致病因素与气候变化有着相同的起因与解决方案,包括在能源和运输行业,6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相关性不断加强。快速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是引发非传染性疾病和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在城市地区易进行跨多个行业的活动,方便进行干预。因此,除了带来严峻挑战,城市化也为积极和可持续的变革提供了的重大机遇。

最近,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被通过,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各国政府承诺确保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的进展,其中,关于非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目标的进展,将依赖于许多其他优先领域的进展,反之亦然。未来,必须选择同时针对多个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干预措施,以便将影响最大化。

公园、绿色空间和水道是城市健康的解决方案

在大多数城市,公园、绿色空间和水道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为减轻快速和不可持续的城市化对健康和福祉的影响提供了解决方案。城市绿色空间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同样重要,应结合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其他优先事项等诸多全球议题一起考虑,包括可持续城市、公共卫生和自然保护。

对于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多种积极影响,有大量的科学文献记载,例如自然区域为身体活动、社会交往以及减压提供机会。7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维护城市绿色空间对健康有许多积极影响,包括改善心理健康和减压、提高怀孕率、降低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肥胖症和糖尿病。8

弱势群体一般生活在绿色空间极少的社区。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弱势的人群往往能通过城市绿化改善获得最多的利益。因此,减少城市绿色空间分布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能帮助减少与收入、少数民族身份、残疾和其他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相关的健康不平等。9

增加绿色空间的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这种气候污染物能引起强大的全球变暖效应,目前每年有超过700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10城市喷泉、水池、湖泊和屋顶花园也能缓和极端温度并减少城市热岛效应,从而节约能源并改善城市气候质量。空气污染造成气温上升和热浪事件,致使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死亡率上升,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11每种一棵能遮荫的树,就能通过减少对空调的需求量而使发电厂的碳排放减少约10公斤。12仅在欧洲,每年就有4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造成3300亿至9400亿欧元的损失。13

除了能明显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空气污染,公园、绿色空间和水道还有助于缓解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个主要致病因素:缺乏身体活动,每年有320万人的死亡与缺乏身体活动有关。14公园和绿色空间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走路和骑车,或从事休闲身体活动。因此,投资建设城市公园、绿色空间和水道,能有效、经济地促进人体健康并减缓气候变化。

讨论

干预研究有助于记录气候变化减缓的具体健康利益。城市应该利用这些信息做出促进健康、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决定。城市规划应抓住解决健康问题的关键机遇。

此外,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方法来匹配各个行业的证据和数据,并促进不同证据和指标的整合十分重要。为公共空间、交通和能源开发并运用健康和城市规划关联指标,可以为关键政策的采用以及城市干预措施的监测和评估提供支持。

将健康融入影响城市政策的诸多因素和学科,可以推动具有成本效益的城市规划和相关的交通缓解策略。将健康和健康风险数据用于决策和优先顺序设置,将有益于城市和交通规划。设立程序,使制定决策者能在实施干预前客观地评估干预措施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将有助于找到能促进健康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卫生部门在引导和支持保护气候的政策和促进少污染、健康城市和绿色空间建设方面应发挥关键的作用。除了针对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交通和住房设计提供健康指导,卫生部门还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支持工具,因为有些经过测试的仪器可以用来评估交通和土地利用政策的健康影响。社区参与和赋权是制订有利于城市健康的政策的关键因素。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订和实施中融入参与程序,形成能应对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有效治理,这一点很重要。

结论

城市绿地为城市的积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可供步行、骑车、游玩和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公共绿色空间,可以促进妇女、老年人、儿童以及低收入人群的安全出行,帮助他们获取基本服务,从而改善健康公平。将公共卫生的优先项纳入公共空间发展规划,是实现城市地区多赢的方法。采取健康敏感的方式进行绿色公共空间规划,有利于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

2016年10月17至20日,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将在厄瓜多尔基多举行,旨在通过《新城市议程》,以重申和推动全球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承诺。在建议采取可持续的地方政策来预防疾病与促进健康,并使用健康指标来追踪进展时,城市领导人可以利用卫生系统和行为体的支持、信誉和地方知识。

决策机构和公众之间的多部门合作十分重要,因为没有一个部门或政府可以单独实现气候目标。将参与性程序融入国家和地方层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能应对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有效治理,这一点也很重要。考虑健康因素有助于制定能推动具有成本效益的城市规划和相关交通缓解策略的城市政策。

本文基于会外会“公共空间:实现可持续城市健康的宝贵资源”的结果和报告文件,该会议于2016年4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公共空间专题会议期间举行,是人居三的准备会。以下作者对上述报告有所贡献:非传染性疾病联盟的杰西卡比格利 (Jessica Beagley);加拿大健康桥基金会的克里斯蒂丹尼尔 (Kristie Daniel);纳塔莉罗贝尔 (Nathalie Röbbel);“比车牛”的弗洛里安洛伦茨 (Florian Lorenz)。本文还需特别感谢世卫组织欧洲环境与健康中心进行的关于绿色空间与健康的研究。15

 

1.非传染性疾病联盟与全球气候和卫生联盟,《非传染性疾病与全球气候:共同行动的机会》 (2016年).https://ncd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_files/NCDs_%26_ClimateChange_EN.pdf.

2.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全球卫生评估总结表:根据事业、年龄和性别的残疾调整生命年2000-2012年”,工作手册(日内瓦,2014年).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GHE_DALY_Global_2000_2012.xls.

3.世界卫生组织,“气候变化和卫生”,概况介绍,266号,2016年6月修订版.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66/en/.

4.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南:全球最新2005.微粒物质、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哥本哈根,2006年).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78638/E90038.pdf?ua=1.

5.世界卫生组织,“交通道路伤害”,概况介绍,358号,2016年9月修订版.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58/en/.

6.非传染性疾病联盟与全球气候和卫生联盟,《非传染性疾病与全球气候》第4页.

7.特里•哈蒂格 (Terry Hartig) 等,“自然与卫生”,《公共卫生的年度回顾》第35卷,(2014年3月),第207-228页.

8.瑟普•德•弗里斯 (Sjerp de Vries),“附近的自然与人类健康:研究机制及其启示”,《研究环境与健康的创新方法:开放空间:人的空间2》,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Catharine Ward Thompson),皮特•阿斯皮纳尔 (Peter Aspinall) 和西蒙•贝尔 (Simon Bell),(阿宾顿,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10年),第77-96页;米雷亚•加斯孔 (Mireia Gascon) 等,“居住绿色空间和死亡率:系统回顾”,《国际环境》,第86卷(2016年1月),第60-67页;杉山岳巳 (Takemi Sugiyama) 等,“社区绿化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走路、社会凝聚力和当地社会互动能解释这种关系吗?”,研究报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期刊》,第62卷,5号 (2008年),第e 9页;马修•怀特 (Mathew White) 等,“生活在更绿色的城市地区你会更快乐吗?对固定样本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心理科学》,第24卷,6号(2013年6月),第920-928页;凯特•拉霍维奇 (Kate Lachowycz) 和安迪•皮特•琼斯 (Andy Peter Jones),“绿色空间与肥胖症:证据的系统回顾”,《肥胖评论》,第12卷(2011年2月),第e183-e189页;保罗•J•维尔纳夫 (Paul J. Villeneuve) 等,“加拿大安大略城市绿色空间与死亡率联系的队列研究”,《环境研究》,第115卷(2012年5月),第51-58页.

9.杰西卡•艾伦 (Jessica Allen) 和鲁宾•巴尔弗 (Reuben Balfour),“处理健康不平等的自然解决方案”,报告(伦敦,英国伦敦大学健康公平学院,2014年).http://www.instituteofhealthequity.org/projects/natural-solutions-to-tackling-health-inequalities.

10.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减缓短期气候污染物减少全球健康风险》,决策者的调查报告(日内瓦,2015年).http://www.who.int/phe/publications/climate-reducing-health-risks/en/.

11.格伦•P•肯尼 (Glen P. Kenny) 等,“老年人和患有常见慢性病病人的热应力”,《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第182卷,10号(2010年7月),第1053-1060页.

12.哈希姆•阿克巴里,“遮阳树减少建筑能源使用和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污染,第116卷(2002年),增刊1,第S119-126页.http://webmail.seedengr.com/documents/Shade%20trees%20reduce%20building%20energy%20use%20and%20CO2%20emissions%20from%20power%20plants.pdf.

13.亚内兹•波托奇尼克 (Janez Potočnik),欧洲环境事务专员,演讲“如果你认为经济比环境更重要,试着在数钱时屏住呼吸”,欧洲经济区2013年空气质量报告发布,布鲁塞尔,2013年10月15日.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822_en.htm.

14.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健康风险:死亡率和主要风险引起的疾病负担》(日内瓦,2009年).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GlobalHealthRisks_report_full.pdf.

15.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城市绿色空间与健康”(哥本哈根,即将发布).